（本文转载于三联生活周刊）

今年是艾滋病传入中国的第33个年头。中国总体感染率不足0.1%，远低于国际0.8%的平均水平。但近年来，有关青年学生、男同群体的艾滋感染成了社会关注的新问题。本刊记者专访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研究员。他介绍，目前青年学生的感染仍未能控制，男男性传播感染达历史最高点。如果按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到2020年诊断90%、治疗90%、治疗有效90%的目标，中国在诊断和治疗覆盖上还有差距，有约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未被发现，防艾工作依然任重道远。

学生感染仍未控制

三联生活周刊：你曾提过，2011〜2015年，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新增比例平均每年增长35%，这一趋势近两年来是否得到了控制？

吴尊友：这两年有所减缓，主要是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做了很多工作。但这个减缓只是说新诊断报告的学生感染人数没有出现继续上升，不是说就已经控制住了。2016年15〜24岁的学生新增感染案例比2015年略低，2017年相比2016年基本持平。

即使上升幅度减缓，但每年仍有3000多学生新增案例上报，这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因为学生感染和其他成年人群体感染不一样，成年人感染基本是多年累积后发现的，感染时间相对较长；青年人感染，则都是最近几年感染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青年学生艾滋病传播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控制。

我们每年都会对疫情进行分析。学生感染问题在2005年以前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从2008年开始，每年都感觉到学生感染人数在一点一点增加。量变引起质变累积，到2015年，我们把过去5年的报告数字累积一看，就很可怕了，平均每年约35%的增长率，这是在任何群体中都算非常高的。

女生的感染在学生当中是比较少的，在过去7〜8年当中，每年报告的新增女生感染案例就是50〜60例之间。学生感染最多的就是男男性行为造成的。同时，整个15〜24岁的青年群体本身的涨幅也是挺高的，平均每年涨幅在10%左右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为什么青年人的艾滋感染会如此难以控制？

吴尊友：有几方面的原因。首先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中，艾滋病感染者总数在增加。官员和老百姓都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概念：一种疾病少了或没了，就是控制住了，比如2003年的“非典”没了，所以就是控制住了，再比如北京现在的流感，到5〜6月病人少了，就是控制住了。但艾滋病与其他传染病不一样：一个病人感染了，这个病人就永远都是病人，除非去世。随着这些年艾滋病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病人总的基数越来越大了，感染者的群体就更多了，所以感染源更多了。

其次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青年人的性观念、性行为和前些年比，都更加开放，性伴侣数量变多。同时，经济发展使得人口流动性加强，在特定的时点上，男女性别比例会发展变化，对性行为造成影响。比如农村的健壮小伙子进城打工，有些是单身出来的，他们跟其他异性打工者发生性行为，甚至组建临时家庭。

第三，无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，无论是奔着恋爱结婚或找性伴侣的目的，都是大龄者喜欢找低龄者。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中，大年龄者的性行为多、感染率更高，而青年人等低龄者性行为少、感染率低。所以当大年龄组更多倾向于找低龄组时，艾滋病的感染就会从大龄往低龄传播，这就会导致青年人感染率上升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有业内人士说，感染人数的增加，跟去做HIV检测的人数增加有关。青年人的检测趋势在全国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？

吴尊友：应该说全国总体疫情报告数量的上升，和近年来检测人数上升密切相关。2015年检测了1.436亿人次，2016年检测1.69亿人次，2017年检测了2亿人次，检测人数的确在大幅上升。医疗机构是最主要的检测渠道，比如所有手术病人我们都会进行检测。2015年的1.436亿人次，医疗机构就检测了1亿多人次，占比超70%。如果要看学生当中做过检测的比例，这些年基本上都稳定在3%左右，没有明显的增加，对检测人数的增加几乎没有多大贡献，更多还是因为感染率在上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青年人的自检率是在上升的，现在渠道很多，淘宝上自检包售价仅30多元，跟女性的怀孕试纸一样。这在检测环节中叫作初筛，确诊还是需要到当地的医疗、疾控机构去做。根据初步估计，每年通过网络渠道自检的人次有好几百万，需求巨大。这对于有心理压力、不愿暴露身份、担心隐私泄露方面是很好的保护，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。

如何监测高危人群？

三联生活周刊：今年是艾滋病传入中国的第33个年头。30多年来，艾滋病的传播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吴尊友：艾滋病主要有三种传播途径：母婴传播、经血液传播和性行为传播。中国艾滋病最早大规模出现的是经血液传播，主要是吸毒带来的经血液传播；之后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中部地区由于人为事故造成的采浆操作污染引发血源感染。性行为传播此前占比一直不高，但这些年来，三大途径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2007年，性行为传播以占比42.3%首次超过了经血液传播的29.2%，此后性途径感染的比重一直上升，现在占到了约95%。其中，异性性传播占67%左右，同性性传播占28%，吸毒和母婴传播加在一起不到5%，最近3年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比例。我估计，未来5年也不会有太大变化。如果有，也是异性传播占比缓缓上升，从目前的67%继续向70%方向发展，同性传播比例可能会从28%向25%方向发展。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，异性恋人群基数特别大，其感染者占总感染者数量的比例也很大，而男男同性恋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仅1%〜2%，其新诊断艾滋病感染者却占到28%，基本达到最高点，不过不会出现像吸毒感染占比下降那么快的情况。

其实，性传播一直是人类艾滋病流行最主要的传播方式，全球大约90%都是性传播，最难预防干预的也是性传播。医疗机构的血液传播，我们有办法控制。吸毒传播方面，国家采用了美沙酮维持治疗和强制戒毒等措施，这些措施还是很有效的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你估计男男性行为传播已达历史最顶点。从数据上看，该传播途径增长也是最快的。由于其群体特征，对男同的监测是否有困难？

吴尊友：艾滋病病例报告系统显示，2006年男男性传播病例构成比为2.5%，2015年就达到28%了，是增长最快的传播途径之一。男同的艾滋病防护与干预工作也是2005年后，中国开始逐渐做起来的，在全国1888个监测哨点中，针对男同群体的有107个。

“男同”是艾滋病8类重点监测高危人群中社群组织最发达、也最有响应力的一个群体，而男同中去医院做检测的少，通过男同组织做检测工作发现的感染者，要远远多于医疗机构发现的。自检率方面，目前没有统计数字能说明男同自检率比非男同高，但我们的研究发现，男同中做过自检的人比没有做过自检的人，更愿意到医疗机构去咨询相关服务。这就说明，自检给那些原来没有接触过医疗机构的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，能够促进他们得到比较规范的服务。

男同群体监测这些年还出现一些新问题，对于性乱和吸毒交织在一起的病例，没办法界定到底是吸毒还是性传播感染。一般我们讲吸毒传播，都是指注射吸毒通过血液造成传播，但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一些新型毒品，比如冰毒、Rush、K粉等，主要功能是兴奋或助性，其中Rush在男同中的使用比例能达到近40%。因为男同的生理原因，用了这些新型物质会缓减疼痛、增强快感，使人们的性行为发生了改变，会更多地让人去尝试群交等危险性行为方式。这种毒品和性交织在一起的传播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区分和科学评估，只是试图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测算，通过新型毒品使得性传播感染额外增加的比例大概有多少。目前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分析显示，使用新型毒品者的感染率比不使用者高出2〜3倍，使用者更高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具体的感染率是多少？

吴尊友：具体的感染率各地方情况不一样，全国的情况差异很大，有东、中、西部的差异。感染率高的地区，使用新型毒品的感染率肯定更高。107个男同哨点每个都要查400〜600人/年。以2015年为例，在这些哨点监测中，最低的只有0.3%，最高的能达到20%，全国男同群体的感染率总体在8%。

感染率也是一个相对数。比如，贵阳的感染率很高，每年监测的感染率都在15%〜20%甚至更高，但其人群规模小，可能其男同的总人数才几千人，这样感染者总数就很有限；北京就不同，男同总量大，同性恋人数可能有20万或更多，虽然监测感染率只有3%〜5%，但是感染的人数还是很多的，远远多于贵阳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除男同外，8类高危人群中其他群体的监测情况如何？

吴尊友：8类高危人群也分两大类。一般来讲，男同、性工作者、性病就诊者、吸毒者，这类是容易被艾滋病毒侵害的；另一类，长途卡车司机、流动人口、孕产妇和学生相对不易被侵害。这些人群的感染率近些年出现了明显的剪刀差，吸毒从以前的7%〜8%下降至现在的2%〜3%，男同则从以前的1%〜2%上升至现在的8%，但性病就诊者和性工作者的感染率都很低，一直是低于1%。中国性工作者的感染率这么低，实际上是对中国整个艾滋病控制的一个最大贡献和成就。性工作者在艾滋病的传播中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，如果这个群体感染率高，后果是非常可怕的，他们不仅基数大，而且一个性工作者如果感染了，会传染给他们的很多客人，后者再把病毒带回家传染配偶，那全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就高了。

性工作者的低感染率，有时有人为因素影响。比如，有人上次检测发现了感染，这次再查他就不参加了，这会低估感染率。另一方面，性工作者还会流动，而且服务不同群体的性工作者，其艾滋病感染率也有所不同，低收费的性工作者感染率会高一些。每年我们检测的性工作者人数很多，近百万人次，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。我们对各类不同群体有严格的比例，比如娱乐场所只能查30%〜40%，中低档发廊等查30%〜40%，流动站街的性工作者再查30%〜40%。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来查，难度还是挺大，也不排除有偷懒的工作人员。

三联生活周刊：那我们如何保证哨点监测数据的准确性？

吴尊友：这么多年运转下来还是可以的，但确实有挑战：你不能保证参与监测的人都具有代表性。比如说，北京有20万男同，每年只监测600人，不能保证参与检与监测的600人就能代表20万人的情况。这600个人中，可能本身就更在意自己的健康保护，感染率比没来的人低，这是一种可能；还有一种可能是，来参与监测的人爱表现、乐于交往，性伴侣和性行为多，所以来监测，这时其感染率可能就高于没来的人。所以不能简单地就数据看数据，我们会做一个分析研判：这些数据是怎么收集来的，监测的人与那些没有参加监测的人，大概有什么差异和区别等等。

为了保证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我们有一套监测方案。第一是方法本身的科学性，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去招募，比如男同，会通过网络、浴池以及酒吧去招募，各占一定比例；第二是工作人员认真与否，不要为了完成任务，随便到工厂找600个人来查，这个我们每年都会培训、抽查；第三是整个中心对数据的核查，有哨点监测、抗病毒治疗、随访管理等几方面的综合核查，看数据收集时是怎么操作的、是否有问题等等，就相当于工厂的生产、监制、验收等环节。虽然有了这个措施，我并不能说数据绝对准确地反映了真实情况，但通过全国性的数据质量控制工作，我们相信至少90%以上的数据是没问题的，达到质量要求的。